日益融合的多元化医疗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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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卫生行政研究迅速扩展与深化。卫生行政的研究已经过了就制度谈制度的阶段，目前呈现出了从更大的古今中外历史脉络中，梳理近代中国卫生行政的成长。饭岛涉论述了近代中国的传染病流行状况及其历史背景，同时对近代中国社会如何应对疫病流行，以及近代中国卫生行政制度的初建过程进行了探讨。（饭岛涉：《鼠疫与近代中国：卫生的制度化和社会变迁》）姬凌辉则围绕史学碎片化与整体史方面的思考，注重将医疗史与文化史、经济史、社会史、政治史等进行结合、交叉研究，围绕本土生物制品的产销、价格与市场，全面抗战时期医疗卫生人员训练，麻醉药品的管控与专营，公医制度的流变等问题进行了研究。从医学的文化属性来说，也可以将中西医冲突问题置于更为复杂的经济、制度与技术视角下进行审视，而且还可以进一步将思想、社会、经济、制度、技术与文化等多种视角进行结合，在综合性视野中重新解释“医政”与其他历史要素之间的复杂关系。

5.跨国史、全球史视野下的殖民医疗史、卫生史研究。普拉提克·查克拉巴提的《医疗与帝国——从全球史看现代医学的诞生》一书，从殖民医疗角度揭示了西方医学与殖民扩张之间的互济共进的关系，赢得颇多赞誉。值得关注的是，他从2014年开始陆续探讨了18世纪贸易、征服、原料、药品、治疗之间的复杂关系，英属印度的细菌学、实验医学与热带医学，地质学与古代归化等议题，显然体现了更为鲜明的跨国史、全球史研究路径。跨国史路径还被用于环境史、疾病史等综合性研究，健康和安全问题是公共健康的重要方面，这种情况在全球很多国家较为常见，因工受伤、死亡和健康欠佳已成为并将继续成为疾病史研究的一个方向。（亚瑟·麦基弗：《导言:历史和比较视阈下的煤炭开采、健康、伤残和身体》）跨国史研究方法同样也可以用于进一步思考医学传教士与近代中国医学的探讨。2017年国际医学史学会（ISHM）第九届学术会议首次在中国举办，中国学界在西方医学在华传播、现代中国医学构建、国际卫生组织与跨文化实践等议题上不同程度地表现出了跨国史、全球史倾向。（张大庆、苏静静：《全球视野下的医学文化史》）而由陕西师范大学医学与文明研究院主办的《医学与文明》学术集刊，聚焦人类历史上的疾病、健康、卫生与社会等问题，（李化成、王晨辉：《医学与文明》第一辑）实际上也可视为跨国史、全球史与医疗史结合的一种学术产物，相信这种趋势还会继续下去。

6.带有公众史学色彩的医疗史研究开始兴起。正如张大庆在《追寻医学的人文价值》中所言，“医学技术与人文关怀两者既不可或缺，又不能相互代替，而需要保持一种平衡和必要的张力。”随后修订出版的《医学人文十五讲》《医学史十五讲》《医学史》便很好地展现了北大医学人文教育的水准和声誉。韩启德的《医学的温度》则继续围绕医学人文的若干核心议题入手，倡导“医学是人学，医道重温度”。高晞主编的《医学与历史》，既是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人文医学核心课程系列教材之一，也是非常好的通俗医学史读本。于赓哲所写的《疾病如何改变我们的历史》贴近日常生活。张玲、司丽静合著的《中国近代医学社会史九讲》聚焦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医疗卫生问题，勾勒出基本面相。闵凡祥、张树剑主编的《天行——人类历史进程中的50场瘟疫》，展示了瘟疫流行对人类文明发展的影响，相比较而言，基尔·沃丁顿的《欧洲医疗五百年：1500年以来的欧洲医疗社会史》更为系统、全面。类似的长时段梳理人类医学史的论著还有不少，诸如史蒂夫·帕克的《DK医学史》、玛丽·道布森的《医学图文史》、克利福德·皮寇弗的《医学之书》、罗伯特·斯奈登的《爆炸医学史》、弗兰克·冈萨雷斯—克鲁希的《现代医学小史》、杰克琳·杜芬的《医学简史》等，均属于较为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医学史论著。

7.聚焦生命的中国医疗史研究成为一种重要主张。关注生命的疗愈仍是医学人类学、医学社会学的重要研究领域，娜塔莉亚·霍尔特的《柏林病人：艾滋病医疗史的转折》透过两位柏林病人治疗艾滋病的特殊经历，揭示了艾滋病医疗史上的两大转折。同样作为病毒引发的烈性传染病亦引起了当代学人的高度关注，新冠疫情初起之际，余新忠便撰文发声，呼吁强化医疗史研究，在对生命的关注中彰显“新史学”乃至历史的意义。（余新忠：《在对生命的关注中彰显历史的意义——当今中国医疗史研究的新思考》）2021年开始《历史教学（下半月刊）》开设“生命史学”专栏，刊发了大量的医疗史、环境史和生活史等研究领域的论文，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冯尔康的《防治新冠肺炎疫情对医疗社会史学科建设的启示》，认为未来在继续关注生命的同时，应重点研究人类与病毒的共存之道、防治疫情方针措施和疫情中民众如何自救等方面的内容。

近代病毒、细菌史成为可能的方向

2012年皮国立《气与细菌》一书出版便曾引发比较多的学术讨论，时至近年，亦有中医界人士开始讨论相关话题，由此书引申出了对中西医疾病定名、气与细菌的思辨关系等问题的进一步思考。（杨文喆、张再良：《气与细菌的相遇——读〈气与细菌的近代中国医疗史〉》）亦有学人重新检讨晚清民初细菌学说的容受与卫生防疫机制的调适过程。（姬凌辉：《晚清民初细菌学说与卫生防疫》）本质上来说是在传染病大流行年代，气与细菌的关系再次被重视，细胞、细菌再度成为热点。

新冠疫情期间，人们对生命的关注有增无减，因此对医疗史的关注除了防疫、治疫、检疫事件外，对生命起源、细菌、细胞、病毒、激素等等医学要素的关注逐渐增多，侧重揭示它们如何影响了人类行为、情绪、免疫系统的历史。（兰迪·胡特尔·爱泼斯坦：《激素小史》）这种研究热潮既是当前总体教育水平提高的结果，也是下一步未来医疗史进行交叉研究的可能方向。萝西·H·克劳福德写的《致命的伴侣：微生物如何塑造人类历史》，提出人与微生物“共存共荣”的看法，于今日仍有意义。弗兰克·瑞安侧重病毒的进化，提出了病毒的“共生圈”概念，为我们进一步理解病毒的变异与传播的历史提供了新思路。（弗兰克·瑞安：《病毒的进化：从流感到埃博拉病毒》）实际上细菌自古以来并不是人类的敌人，而是人类生命共同体的一部分，因此杀菌、抗菌的临床医学思维应该予以扭转，正是在公共卫生时代降临以后，注重卫生、清洁身体部位、使用抗生素让我们避免了某些传染病，但与此同时，各种闻所未闻的疾病却接连出现，比如过敏、自身免疫病、慢性肠胃炎等，所以应该从更为动态的思路入手，重塑医学与人的关系，这不仅需要科技的力量，还需要人文的翅膀，最终目的是综合提升自我机体的免疫力。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是，迄今为止，我们人类只在20世纪70年代宣布消灭了天花病毒，2011年宣布根除了牛瘟病毒。（玛丽莲·鲁辛克：《病毒博物馆》）这与存世的病毒数量相比，少之又少，而关于天花的历史研究已经非常多，而牛瘟的历史研究还很少。

此外，相对宏观的生老病死问题是日常生活史或者说医疗史的重要内容，那么相对微观的微生物史其实也是医疗史的一部分，微生物与人居、畜居环境变迁之间的复杂关系同样值得历史学家重视，蟑螂、臭虫、虱子、苍蝇、蚊子和跳蚤，它们看似软弱，抵抗力和适应力却非常强，而这种能力的强化却是人类自觉不自觉改造生态酿成的苦果，它们仿佛是一支微型军队，包围着我们，当我们开灯时，它们便挥动无数细小的长腿，四散而去；当我们离开或关上灯时，它们又迅速聚集起来，重新占领我们自以为私密的房间。（罗布·邓恩：《显微镜下的室友：邂逅二十万种小小生物》）

最后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原本是民国时期细菌学科普作家高士其的作品，诸如《灰尘的旅行》《细菌与人》《细菌学的第一课》《细菌世界历险记》等近三年被大量翻印。（高士其：《细菌与人》）一方面说明他的作品经久不衰，另一方面说明国人至今尚未超越高氏作品，这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也因此有必要继续呼吁国内医疗史学者关注细菌学说在华传播的历史，既应做学理思辨探究，也应做科普知识介绍（程林：《细胞简史》）。

系统地论述近代细菌学说引介传播的历史进程殊非易事，何况知识译介与制度构建之间更非简单的因果联系，而是多重线索耦合的产物。此种研究既应揭示出晚清民初“细菌学说”本土化和在地化的进程与特征，也应注意关于“细菌”知识翻译过程中的语言转换、话语塑造和知识建构复杂关系。基于“古今中外、上下左右”的思路，应对“细菌学说”与“温病学说”之间的碰撞、调适和汇通进行充分讨论，还应对“细菌”“病毒”之辨深入阐发，尤其是晚清民初“细菌学说”之中是否包含“病毒”？“菌”“毒”语义的演化趋势是否一致，又有何区别？“菌毒”知识的系统性建构必然作用于“卫生防疫”，其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由此可见，关于病毒、细菌史的研究，有必要走出“细菌”，将其置于更为广阔的学术视野之下至少是中国近代医疗知识体系之中进行论述。

（姬凌辉，作者单位：浙江大学历史学院）